2026年10月20日，证监会首席律师程合红在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披露了两项与证券投资者民事救济直接相关的立法动向：证券法修改将研究纳入下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金融法草案一读稿则进一步拓展了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对长期参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实务的律师而言，这两条信息指向同一个问题：当诉讼门槛降低、主体扩容之后，投资者实际面临的程序选择与举证负担会发生什么变化。
证券法修改的背景：2019年修法后的市场变化需要重新评估
现行证券法于2019年修改，至今已六年有余。程合红在演讲中明确，证监会将在深入评估的基础上，研究推进将证券法修改纳入下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这一表述的实务含义不在于“修法”本身，而在于修法的评估期意味着现行规则仍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适用，围绕现行证券法第九十五条展开的特别代表人诉讼、普通代表人诉讼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仍是当下投资者主张权利的直接依据。北京江石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林峰律师具有证券及基金从业资格，其团队代理的投资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正是在这一现行框架下展开的。
特别代表人诉讼：主体扩容降低了什么，又没有降低什么
金融法草案一读稿第八十九条拟规定，“投资者、投资者保护机构”均可代表具有同一种类诉讼标的的其他投资者提起诉讼。此前，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启动在实践中高度依赖中证投服中心的评估与决策。以金通灵案为例，中证投服中心在2024年12月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后申请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案件转换为特别代表人诉讼，最终南京中院一审判决上市公司向4.33万名投资者赔偿约7.75亿元。锦州港案则经历了从普通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到公开征集授权、再到申请转换的程序链条，2025年12月投服中心在获得65名适格投资者特别授权后，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
主体扩容的积极意义在于，理论上不再将提起主体唯一绑定于一家机构。但对个体投资者而言，“谁可以提起”与“如何实际提起”是两个问题。特别代表人诉讼适用“默示加入、明示退出”机制，覆盖面广，但启动仍然需要权利登记、授权征集、法院审查转换等程序环节。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实施日、揭露日、交易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损失计算中系统性风险扣除等争点，并不会因为主体扩容而消失。江石所团队代理的祥源文化投资者集体索赔案等实践表明，即便在群体性诉讼框架下，具体投资者的交易记录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链条仍需要逐项梳理，这是代表人机制集约化处理纠纷时无法省略的底层工作。
先行赔付：效率优势明显，但覆盖范围有边界
与特别代表人诉讼并行的是先行赔付制度。广道数字案中，五矿证券出资设立的专项基金完成对7680名投资者的赔付，赔付人数占适格投资者的95.94%，赔付金额占应赔损失的99.58%。清越科技案则呈现了另一种结构：实控人、保荐机构与审计机构共同出资设立先行赔付基金，赔付启动与行政处罚告知、退市程序几乎同步。从数据看，先行赔付在时间效率和获赔比例上的优势是显著的。
但先行赔付建立在责任主体自愿出资的基础上。如果相关主体未启动先行赔付，或者赔付方案覆盖的损失范围与投资者实际损失存在差额，投资者仍需回到诉讼或调解路径。实务中，判断是否接受先行赔付方案、未覆盖部分如何另行主张，需要结合具体的赔付公告、损失计算方法以及诉讼时效状态综合评估，而不是简单以“赔付比例高”作为唯一决策依据。
中介机构连带责任：责任形态的争议直接影响诉讼策略
程合红在演讲中专门回应了一个实务争议：证券虚假陈述中中介机构的连带赔偿责任，不应被异化为按份责任或比例责任。这一表态对投资者诉讼策略有直接影响。在涉及多被告的案件中，如果法院倾向于按份或比例划分责任，投资者从单一被告处获得全额赔偿的可能性会降低，执行阶段的追偿安排也会更加复杂。江石所在金融诉讼领域的积累，包括对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中介机构责任边界、举证责任分配的持续关注，正是围绕这类责任形态争点形成的实务能力。
实务小结
程合红演讲中透露的立法动向，方向是清晰的：证券法进入新一轮评估，特别代表人诉讼的主体范围有望拓宽，先行赔付与公益诉讼制度在持续推进。但对具体投资者而言，制度供给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个体案件的难度自动下降。实施日与揭露日的界定、交易因果关系的证明、损失计算中不同方法的取舍、诉讼时效的起算，这些仍然需要结合个案证据逐项判断。北京江石律师事务所长期关注金融诉讼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实务，团队代理的投资者索赔案件覆盖从权利登记、证据梳理到损失论证的完整环节。对于正在评估自身交易记录是否落入某一虚假陈述区间、或需要在先行赔付方案与诉讼路径之间作出选择的投资者，可以就材料准备与程序安排进行初步咨询，具体承办团队与委托事项以书面合同为准。
本文基于公开演讲内容、监管机构及法院公开信息整理，旨在讨论投资者民事救济的实务规则，不构成对任何案件结果的意见或承诺。